楚雄一村民发起"民告官"行政诉讼，事关50万山林补偿款...

一溪风月

2023年的盛夏，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太平镇村民李某第三次迈进法院大门，手里那叠泛黄起皱的土地契约复印件，早已被汗水浸湿了边角。他对面坐着邻村的张某，还有某县自然资源局的副局长，空气凝固得仿佛能拧出水来。

一切的源头，是一笔五十余万元的征地补偿款，而根子，却深深扎在十五年前的土壤里。

“这山是我爷爷一锄头一锄头开出来的，老契约都在这儿写着呢，怎么就变成他家的了？”李某的声音因激动有些发颤。张某则把脸扭向一边，闷声道：“林权证上白纸黑字是我的名，钱打到我的卡上，我能有什么错？”

这是一起“民告官”的行政诉讼，但内里却是一团更纠葛的乱麻。2008年林改时，因历史档案混乱，李、张两家的自留山在登记时被阴差阳错地“调了包”。这场静默的错误，直到2022年高速公路建设征用山林，伴随着巨额补偿款的到来，才轰然炸响。

李某先为分钱打了民事官司，可核心的权属问题像一把锁，卡死了所有进展。他只得另起一案，将县自然资源局告上法庭，要求撤销那张“张冠李戴”的林权证。民事与行政两案缠绕，如同死结。

“如果只是机械办案，行政诉讼判登记是否合法，民事官司判钱怎么分，两场官司打完至少一两年。矛盾可能激化，山林的重新划界、换证更是遥遥无期。”承办法官杨佳莉深知其中的症结。

转机，在庭审之后悄然萌发。那天，被告席上坐着的是县自然资源局的局长。庭审结束，杨佳莉法官叫住了双方：“今天坐在这里，判决书不是唯一目的，更重要的是把你们的问题真正解决掉。”那位局长也站起身，走到李某面前：“老乡，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我们有责任。请相信，我们会和法院一起，尽全力把事情妥善解决。”

简短的几句话，像一阵微风，吹动了凝滞的空气。

这正是元谋县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，探索出的“1234”工作法核心——“联动攻坚”的生动体现。随后，法院迅速启动机制，邀请县检察院加入，并牵头召集了自然资源局、林草局的负责人，连同李、张两家，在半个月后坐到了一张特别的“圆桌”前。

会议从日头高照持续到星斗满天。法官和检察官的角色悄然转变，从裁决者成为了引导者和释法者；行政机关负责人也褪去了管理者身份，成为了解决问题的第一责任人。

“补偿款按现有登记发放，但土地的历史使用情况必须尊重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个双方都认可的比例来分配？”法官提出了打破僵局的思路。

“那剩下的山咋办？证还是错的，以后不是还要扯皮？”李某紧跟着追问。

“今天我们就现场解决！”自然资源局局长接过话头，将一幅地图在桌上铺开，“我们依据老契约和你们的共同指认，当场把剩下山林的分界线确定下来。我们两家单位现场见证，后续就以这个结果，用最快速度把新的、正确的林权证送到你们手上！”

一直沉默的张某抬起头，看了看地图，又看了看对面李某手中那些泛黄的纸页，终于开口：“山确实是李爷爷先开的荒，我们家也种了这么多年。钱，我同意按商量的比例分。但我家那块山，以后也得明明白白。”

六个小时，从各执一词到耐心沟通，从针锋相对到互相让步。最终，一份承载着三方共识的协议诞生了：补偿款按协商比例分配；剩余林地现场指界、绘图确认；行政机关承诺在最短时限内完成更证手续。这份协议，也同时解开了关联民事案件的死结。李某当场提交了撤诉申请。

“心里压了十几年的大石头，总算落地了。”事后，李某长舒一口气，“没想到局长亲自来，更没想到几个部门真能坐在一起，把我们两家人三代的糊涂账算得清清楚楚。”

将法庭搬到乡间地头，让负责人直面群众诉求，把会议室变成解难平台——元谋法院的“1234”工作法，正悄然将冰冷的法律程序，转化为有温度的权益守护。数据显示，该院辖区的行政诉讼案件已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，降幅超20%，而调解撤诉率则稳步攀升。越来越多的行政争议，在“告官”的同时得以“见官”，在厘清是非的过程中更解开了心结。这正是“枫桥经验”在新时代行政审判领域奏出的和谐回响。

（来源：楚雄法院  文字:董薇  图片：AI生成）